1990年，華懋集團的王德輝遭綁架後失蹤；1999年，法院宣告他在法律上死亡。妻子龔如心與其父王廷歆隨即就兩份不同年代的遺囑展開訴訟。龔如心後來亦留下慈善遺囑，身故後再有新的文件爭議。這並非單純的家庭糾紛：案件牽涉龐大的家族資產，也關乎企業管理和公益安排。同一個家族，兩次漫長的訴訟，提出了同一個問題：當事人不再能親自說明時，如何證明其意願，並讓資產按這份意願持續運作？
一、兩份遺囑之爭：先確認文件，再談資產歸屬
王廷歆主張依照王德輝1968年的遺囑繼承；龔如心則提出1990年的遺囑，當中指定她為唯一繼承人。一張與後者一同提交的文件，還寫有「One Life One Love」。這份帶有私人情感的表達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法庭首先要處理的，是遺囑是否由王德輝親自簽署。
一審法院曾裁定1990年遺囑上的簽名屬偽造。案件歷經上訴，2005年終審法院最終認可該遺囑，龔如心得以按遺囑繼承丈夫的遺產。由一審失利到終審勝訴，焦點始終是文件的真確性及相關證據。這說明傳承文件能否執行，不僅取決於寫下甚麼，還取決於意願如何被證明。尤其當立遺囑者已不在場，簽署、見證和文件保管的證據，便可能成為訴訟的關鍵。
二、龔如心的慈善安排：遺囑有效，治理仍須落實
2007年龔如心身故後，陳振聰提出一份據稱由她於2006年訂立、將遺產交予自己的遺囑。法院裁定該文件屬偽造，確認龔如心2002年的遺囑是真實而有效的文件。丈夫的遺囑關乎她是否繼承；她自己的遺囑則關乎資產日後的公益用途。兩次訴訟有相同之處：只要出現互相衝突的文件，真正的傳承意願便須經過法律程序辨明。
隨後，另一問題浮現：華懋慈善基金應將龔如心的遺產作為自己的財產持有，還是為遺囑所列的慈善目的管理？終審法院於2015年裁定，2002年遺囑設立了慈善信託，基金並非遺產的絕對受益人。基金的身分以及管理權的界限，因而與資產歸屬同樣重要。
法院在2024年批准遺產管理方案，並批准委任新的受託人；安排亦設有獨立監督機制。龔如心的慈善意願並未因訴訟而被宣告失效，但從確認遺囑到建立治理架構，仍走過漫長的法律程序。
三、遺囑與信託：不同功能，可以相互銜接
遺囑可以指定身故後的資產歸屬，也可以像龔如心的2002年遺囑那樣，設立以特定目的運作的信託。兩者並非只能擇其一：遺囑記錄身故後的意願，信託則由受託人按照條款持續持有、管理和運用資產。龔如心案例中的慈善信託，旨在讓資產服務於遺囑所列的公益方向；其運作離不開受託人的職責，以及對用途和管理方式的監督。
在一般的家族傳承規劃中，信託亦可用來安排受益人的權益、資產管理職能和分配節奏。例如，企業股權的受益可以與日常經營的決策責任分別考慮；年輕一代的受益方式亦可以配合其人生階段。龔如心遺囑所涉的則是慈善信託，兩者的目的與受益對象有別。
信託是一種持續治理工具，卻不保證免於文件真偽、權益歸屬或受託人履職方面的爭議。其效果亦取決於條款、資產是否妥善納入架構，以及適用的法律。傳承安排的價值不能只看文件的名稱，而應看權利與責任是否清晰、治理機制能否落實。
四、從分配走向治理：讓意願有長期承接機制
對持有企業股權或需要照顧多代家庭成員的人而言，規劃不宜只停留於「交給誰」。企業的管理與家庭的受益未必需要由同一人承擔；慈善目的亦須由能履職的受託人和監督者接續執行。
更值得預先釐清的，是三個彼此相連的問題：
●文件如何訂立、保存及核實，避免日後難以確認其真確性；
●誰有權管理資產、作出決策，受益人或慈善目的如何被清晰界定；
●當管理者更替、家庭情況改變時，由誰監督並執行既定規則。
這些問題關乎分配之後的日常運作，而不是將法律架構視為永遠不會出現爭議的保證。提早思考的目的，不是限制家人，而是在仍有選擇權時，讓下一代的責任培育、企業交班與資產安排有時間銜接。
王德輝與龔如心兩次遺囑爭議，並非「白紙黑字毫無作用」的故事。前者的遺囑最終獲得確認，後者的慈善信託亦得到法院認可。案例真正留下的啟示是：財富傳承不只需要表達意願，還需要能證明意願、承接責任並應對時間變化的制度。當財富同時連繫家庭、企業與公益，長期治理比一次性的分配更能回應變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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