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0年，华懋集团的王德辉遭绑架后失蹤；1999年，法院宣告他在法律上死亡。妻子龚如心与其父王廷歆随即就两份不同年代的遗嘱展开诉讼。龚如心后来亦留下慈善遗嘱，身故后再有新的文件争议。这并非单纯的家庭纠纷：案件牵涉庞大的家族资产，也关乎企业管理和公益安排。同一个家族，两次漫长的诉讼，提出了同一个问题：当事人不再能亲自说明时，如何证明其意愿，并让资产按这份意愿持续运作？
一、两份遗嘱之争：先确认文件，再谈资产归属
王廷歆主张依照王德辉1968年的遗嘱继承；龚如心则提出1990年的遗嘱，当中指定她为唯一继承人。一张与后者一同提交的文件，还写有「One Life One Love」。这份带有私人情感的表达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法庭首先要处理的，是遗嘱是否由王德辉亲自签署。
一审法院曾裁定1990年遗嘱上的签名属伪造。案件历经上诉，2005年终审法院最终认可该遗嘱，龚如心得以按遗嘱继承丈夫的遗产。由一审失利到终审胜诉，焦点始终是文件的真确性及相关证据。这说明传承文件能否执行，不仅取决于写下甚么，还取决于意愿如何被证明。尤其当立遗嘱者已不在场，签署、见证和文件保管的证据，便可能成为诉讼的关键。
二、龚如心的慈善安排：遗嘱有效，治理仍须落实
2007年龚如心身故后，陈振聪提出一份据称由她于2006年订立、将遗产交予自己的遗嘱。法院裁定该文件属伪造，确认龚如心2002年的遗嘱是真实而有效的文件。丈夫的遗嘱关乎她是否继承；她自己的遗嘱则关乎资产日后的公益用途。两次诉讼有相同之处：只要出现互相冲突的文件，真正的传承意愿便须经过法律程序辨明。
随后，另一问题浮现：华懋慈善基金应将龚如心的遗产作为自己的财产持有，还是为遗嘱所列的慈善目的管理？终审法院于2015年裁定，2002年遗嘱设立了慈善信托，基金并非遗产的绝对受益人。基金的身分以及管理权的界限，因而与资产归属同样重要。
法院在2024年批准遗产管理方案，并批准委任新的受托人；安排亦设有独立监督机制。龚如心的慈善意愿并未因诉讼而被宣告失效，但从确认遗嘱到建立治理架构，仍走过漫长的法律程序。
三、遗嘱与信托：不同功能，可以相互衔接
遗嘱可以指定身故后的资产归属，也可以像龚如心的2002年遗嘱那样，设立以特定目的运作的信托。两者并非只能择其一：遗嘱记录身故后的意愿，信托则由受托人按照条款持续持有、管理和运用资产。龚如心案例中的慈善信托，旨在让资产服务于遗嘱所列的公益方向；其运作离不开受托人的职责，以及对用途和管理方式的监督。
在一般的家族传承规划中，信托亦可用来安排受益人的权益、资产管理职能和分配节奏。例如，企业股权的受益可以与日常经营的决策责任分别考虑；年轻一代的受益方式亦可以配合其人生阶段。龚如心遗嘱所涉的则是慈善信托，两者的目的与受益对象有别。
信托是一种持续治理工具，却不保证免于文件真伪、权益归属或受托人履职方面的争议。其效果亦取决于条款、资产是否妥善纳入架构，以及适用的法律。传承安排的价值不能只看文件的名称，而应看权利与责任是否清晰、治理机制能否落实。
四、从分配走向治理：让意愿有长期承接机制
对持有企业股权或需要照顾多代家庭成员的人而言，规划不宜只停留于「交给谁」。企业的管理与家庭的受益未必需要由同一人承担；慈善目的亦须由能履职的受托人和监督者接续执行。
更值得预先釐清的，是三个彼此相连的问题：
●文件如何订立、保存及核实，避免日后难以确认其真确性；
●谁有权管理资产、作出决策，受益人或慈善目的如何被清晰界定；
●当管理者更替、家庭情况改变时，由谁监督并执行既定规则。
这些问题关乎分配之后的日常运作，而不是将法律架构视为永远不会出现争议的保证。提早思考的目的，不是限制家人，而是在仍有选择权时，让下一代的责任培育、企业交班与资产安排有时间衔接。
王德辉与龚如心两次遗嘱争议，并非「白纸黑字毫无作用」的故事。前者的遗嘱最终获得确认，后者的慈善信托亦得到法院认可。案例真正留下的启示是：财富传承不只需要表达意愿，还需要能证明意愿、承接责任并应对时间变化的制度。当财富同时连系家庭、企业与公益，长期治理比一次性的分配更能回应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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